紅石灘抗日伏擊戰遺址。（資料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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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0日，記者在武宣縣革命紀念館內看到三塊義勇軍三勇士紀念塔碑，斑駁的碑文中記載：“爾三勇士，實為國殤。黔江戰史，紅石光芒。”雖歷經八十載風霜，卻字字鏗鏘，仿佛將人們帶回1945年那個烽火連天的清晨，重現紅石灘上那場驚心動魄的生死較量。

1945年1月22日，中共東鄉支部書記陳文淵在得到“一批日軍軍用物資駁船將從武宣縣城沿黔江河開下桂平”的消息后，連夜召集黨員韋世寬及東鄉抗日義勇隊員韋世常、陳紹坤、潘新潮、陳毓義等人商議，迅速敲定在武宣與桂平交界的黔江河岸伏擊日軍的方案；同時派人聯系桂平龍山抗日隊伍及群眾，組織聯合伏擊行動。

“最初的伏擊點選在黔江北岸的三里鎮下江村委大片塘村，但駐守三里鎮上江村委古樓村的國民黨自衛隊貿然開槍后，導致日軍警覺。”武宣縣史志辦公室主任廖有業翻看史料介紹說，日軍隨即泊船上岸，在古樓村燒殺搶掠后屯兵等待援兵，原定的伏擊計劃被徹底打亂。

危急時刻，陳紹坤、韋世常、陳毓義等人沿黔江勘察地形，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大藤峽最狹窄的紅石灘。此地江面狹窄、水流湍急，兩岸巖石嶙峋，適合伏擊作戰。

經過重新部署，義勇隊分為三個戰斗小組：陳毓義帶領20余人守上段，切斷退路；陳紹坤率30余人在中段，擔任主攻；韋世常帶領12人組成“敢死隊”駐守下段巖石堆，阻敵突圍。每一組配備一挺輕機槍作為核心火力，一張針對日軍船隊的伏擊大網悄然張開。

“當時踴躍參戰的青年越來越多，從最初的70多人增至100多人，但武器匱乏，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徒手上陣的。”廖有業補充道。

1月25日，天剛破曉，日軍5艘駁船在12只橡皮艇護衛下緩緩駛近紅石灘。埋伏在上段的義勇隊率先開火，雖因距離較遠火力有限，但也成功將敵船逼入中段預設戰場。當船隊進入中段水域，陳紹坤帶領的第二組與紅石灘南岸的龍山抗日隊伍及群眾同時開火，機槍子彈如雨點般傾瀉在敵船上。

“日軍完全沒料到這里有埋伏，船上頓時一片混亂，傷亡不斷增加。”廖有業指著照片還原當時的激戰場景，驚魂未定的日軍集中火力瘋狂反撲，企圖突破下段“敢死隊”陣地突圍。

此時，韋世常帶領的“敢死隊”藏身巖石堆后仍在頑強阻擊。激戰中，韋世光、黎金生、藍硯田3人壯烈犧牲，另有3人負傷，余下6人死守陣地不退，用血肉之軀筑起不可逾越的屏障。最終，陳忠祥負重傷，戰后不久亦犧牲。

失去突圍希望的日軍被迫退至南岸水邊巖洞躲藏，利用地形躲避火力。這場戰斗整整10多個小時，槍聲未歇。1月26日凌晨，日軍殘部趁天未亮狼狽潰逃，此戰共殲敵120多人，擊斃敵憲兵隊長向井立夫 。

戰斗結束后，武宣各界人士數百人召開追悼會紀念三位勇士，并修建紀念塔。塔碑上鐫刻的“邦家不造，倭寇猖狂；興亡有責，我武唯揚”成為黔江兩岸永不褪色的紅色記憶。

“這場戰斗是在中共武宣縣地方組織的領導下，組織發動抗日武裝隊伍進行的一場以少勝多、以弱勝強的抗日經典之戰，也是廣西境內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場罕見的戰斗。”廖有業感慨道，這場戰斗給日本侵略者入侵廣西帶來又一次沉重打擊，此后很長時間，敵船不敢輕易駛過紅石灘。

如今，由于大藤峽水利樞紐建成蓄水，紅石灘遺址已沉入江底，只剩下展板上泛黃的老照片仍在無聲地講述那段恢宏的歷史。

“紅石灘抗日伏擊戰的故事，我非常熟悉，從小聽到大。”在革命烈士韋天強故居里，東鄉鎮平嶺村黨總支部書記、村委會主任韋以康指著墻上的老照片回憶道，當時，他的伯父韋天強以及韋天強的親弟弟韋世常、韋世寬、韋世奎，堂弟韋世光、韋世佃和他的父親韋世勛都參加了紅石灘抗日伏擊戰，在戰斗中犧牲的正是他的堂伯父韋世光。

“我父親在義勇隊中任擔架隊隊長，參加伏擊戰的時候才20多歲，他和隊員們都特別勇敢。”韋以康驕傲地說，從小父親就教育他們，韋家人要記得本分，參軍的要好好站崗、入黨的要多幫群眾，就算在家種地，也得挺直腰桿做個有骨氣的中國人。

紅色基因在韋氏家族里代代相傳。截至目前，韋以康的家族共200余人，其中有50余名黨員，且仍在不斷增多。從戰火紛飛的年代到和平建設時期，家族里參軍、入黨、服務群眾的傳統從未斷過。

長久以來，紅石灘抗日伏擊戰的故事在桂中大地廣為傳唱，那份英勇抗戰抵御外侮的精神也得以傳承和發揚，激勵后人不斷前行，為國家的繁榮和民族的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。